太难了！兜里没钱了！四川阆中都开始“卖饭碗”了
时间: 2024-01-03 14:03:08 | 作者: 车削刀具
这两年，地方财政很难，各地政府搞了不少开源节流措施，有卖资源的，有卖国企的……
但我头一次见到卖「饭碗」的，7月7日，四川南充市公共资源交易网阆中分网发布了一则拍卖公告，拍卖标的物为：阆中市公办学校、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资公司的食堂食材统一配送服务未来30年特许经营权。起拍价1.8亿元，竞买保证金2万元。
阆中市卖「饭碗」的背后，显示出转移支付的缺点以及中西部省份内部发展不均衡，为啥要这么说，我给大家一起分析分析。
去年该市的支出开销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只有上年的47.15%，城乡社区支出只有上年的76.10%。
交通运输支出预算4186万元，实际花了1.2034亿，超预算约3倍，但还是只有上年的14.22%。
开源节流，开源节流，虽然节流了，但金源太少了。2021年，阆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.185亿元，自己没法填补财政窟窿，还要上级帮忙，补助36.3679亿元。
但问题在于，没有上策可选，公开拍卖，一次性买断食堂的配送服务，而且还是30年，若不是兜里没钱了，阆中不会想出这种招。
可以算一笔账，阆中的常住人口62万人，按照3.5元/人的价格来算，每次核酸支出为217万元。
如果按照2天一次核酸，全年支出约为4亿元，2021年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.185亿元，如果把常态化核酸推行下去，一杆子插到底，仅仅这一项业务就能吃掉阆中25%的收入。
阆中还不属于四川最穷的一个梯队，四川经济条件最差的是甘孜阿坝，近两年的网红景点理塘就在那边，2000年理塘县农村总人口的96.75%几乎都处于绝对贫困状态。
当地过着人畜混居、吃不上干净饭、喝不上卫生水、用松油照明的生活，小学适龄儿童的失学率将近14%。在当地扶贫办，有一则故事：一户拥有七八十头牦牛的“条件较好的家庭”，在1997年大雪灾中受挫，10年间都难以恢复生产生活的元气。
后来，丁真在抖音微博上红了起来，带动理塘县的旅游业，当地老百姓终于能过上好日子。
成都以不到四川省18%的人口，占据了四川省内近4成的经济，四川省内最好的教育，医疗资源，几乎都让成都给占了。
不止是成都，中西部地区的西安、长沙和重庆也是如此，一城独大，资源全部集中到一处。在中西部地区，开车出了省会城市到隔壁县乡镇，仿佛骤然从欧洲来到了非洲，城乡贫富差异极其刺眼。
再对比下东南沿海地区，虽然也有超大型城市，但财富分配比较均衡，从大城市到中等城市、小城市、小镇、再到农业乡村，落差是递次有序的。
有的乡镇基层还很富裕，不差钱。在浙江的存在里，奔驰宝马兰博基尼遍地走，房子也修得豪华气派。有个卖柚木地板商人说，自己专门做贵到800多元一块出厂价的缅甸柚木地板，本来是想攻克上海高端别墅市场，没想到被浙江农村自建房的房主给截胡了。
浙江的农村自建房，有车库、兼顾门外院子的绿植和景观花园，装潢和设计精致，别具一格。
举个例子，制造业有个工艺，齿轮加工，各种机床加工环节最复杂精密的工艺之一。
中国的轴承之乡在绍兴新昌县，浙江陀曼等机床厂，跟轴承车床合作久了，本事见长，于是把经验拓展到齿轮加工的滚齿机床上。常年以来，国内的滚齿机市场由日本三菱重工霸占，而浙江本地厂商，硬是杀出一片天地，成功打造出品牌，淘汰了日本人。
接下来附近温岭的非公有制企业，跟工具磨床有合作形成了产业集群，像滚雪球一样，规模体系越滚越大。
再加上，江浙人重视教育文化、当地政府气氛亲商（东南沿海地区的服务型政府精简高效，如果你在内陆中西部地区做生意，开设个公司，盖章跑好几个部门，在官僚迷宫里兜圈子）等因素，普遍富裕的局面就形成了。
中西部就不一样了，产业匮乏。大家看舆情，“制造业去中西部”的口号不少见诸报端，然而真正成功的案例却不多。
就拿这次卖「饭碗」的的阆中来说，产业太薄弱了。去年的国有资产的经营预算收入仅为1695万元，当地政府就算想卖国有资产来补充收入，也换不到几个钱。
问题还出在转移支付系统身上。东南沿海转移支付给内地，本意是劳动力补偿，前国税局副局长许善达专门解释过这个事情，中国税源和税收背离严重，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提供了人力资源，全国七成跨省农民工流入到东南沿海，发达地区享受到廉价劳动力，应当感恩回馈。
阆中就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地区，2021年户籍人口82万人，非流动人口62万人，当地有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。
按照转移支付的规划原意，一个四川阆中青壮年去上海打工，上海转移一部分税收给四川，这笔钱本该阆中等劳动力输出地区拿的，但实际操作的流程，成都掌控全省的财政支配权，通过种种手段，拿到本该用于省内兄弟城市的钱。
德阳、绵阳、资阳、内江、眉山、雅安、乐山、达州、南充，想兴修高铁，部门官员必须到成都活动，争取项目。在四川省，一条不经过成都的高铁，几乎都很难动工。于是乎，转移支付的钱本来想用于各市“大型基建工程”，结果演变成“兴修成都-xx铁路”，反而抬高了成都的地位，逐步扩大了区域间的经济鸿沟。
省会城市优先获得转移支付，偏僻的乡村，受益就鞭长莫及。08年开始大规模转移支付，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大量热钱流入内陆，成都、西安、长沙和重庆等新一线城市发展迅猛，市政府大张旗鼓卖地来建设各种商业体CBD，通过对体制内教师公务员加工资，对近郊乡村拆迁进行巨额补偿，以及基建带动的施工、装修等行业，来把这些转移支付的钱花出去，从而刺激出这些城市商业的爆炸式繁荣。
而且新一线城市膨胀后，吸收了省内的青壮年，像成都，高铁基建修完后，更方便汲取川东北的劳动力人口池子，那个地区二胎生育风气很强，再加上珠三角近些年制造业撤退，本来去珠三角打工的四川厂弟厂妹纷纷回流到成都。2015年时，成都非流动人口有1465.75万，2021年底，这一个数字飙升到2119.2万。
上海广州的财政情况是，享受了劳动力流入的好处，但要转移支付，花钱帮助中西部扶贫。
但成都则是，既享受了劳动力流入的好处，又变相用掉了很多本该流入省内贫穷的地方的钱，两头占便宜。
于是，马太效应彰显，整个四川不断往成都输血供能，而其他城市则经济疲软。阆中出现一次性卖掉30年餐饮配送服务特许经营权，也就不稀奇了，财政包袱太重了，别无他法。
中国内陆省份的“一城独大”，又何止成都一家，西安、武汉、长沙和重庆新一线城市的兴起，无不是建立在这种不公平的分配上，武汉的GDP占湖北省的36%，西安的GDP占陕西省的38%，省会占据本省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，省内下面的小城市，产业不振，经济活力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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